不同时代发生的各自相异的具体的事可能会因为指向同一个理而成为跨越时空的押韵和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历史为什么是重复的。
将道比拟为根，这固然是对道的终极性的描述，并且如前所见，相比于说成万物之母，根更适合展示道的终极性，即自本自根象征的道只依赖自己，不依赖其他。比如，作为精神官能而非生理器官的心，本该是难以名状的，古人却认为它处身之中，是作为身体枢纽的中心。
而对承载古典中国思想的那套概念语言来说，笔者认为，恰如天道这类通常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思想特质的表达，正是在许多现代研究中呈现为貌似抽象、实则无谓的空洞符号。然而，当人工制作被挪用为言说道物关系的模型时，则表现出相当显著的管控意义。可见，前述语言贫乏的困境本质上是理解的困境，即在中国哲学的学科语言中引入大量西方哲学的舶来词，真正反映的是研究者无法独立地理解古典中国思想，只能通过向其中注入西方哲学的概念资源来帮助理解。进而，万物以循环的方式转化，自然意味着存在者只具有相对界线，没有本质差别。遇见得道圣人的机会同样宝贵，所以说万世的等待不如旦暮遇之（《庄子·齐物论》）。
当然，上举天道性心等抽象词汇，虽然通常被看作中国思想最具标志性的表达，但如后所述，它们非但不足以代表中国古人的概念语言，相反正因为研究者们过于关注这类抽象词汇，才会对古典中国思想的理解存在障碍。也正因此，将西方哲学的概念资源注入其中，充当其意义的填充物，才成为不得不做的选择。反而言之，理必须在当下经验或具体语境中诉诸理事相即的场景性和视角的丰富性，这既需要清晰的言说和描述，也需要阅读者以切身的理解能力参与到被描述或构造的场景之中。
我们有以下两个基本的预设：其一，哲学思考是朝向具体经验的，哲学是对经验的抽象性刻画。从比较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哲学思考并不首先考虑事实与知识的相符，以及是不是如此的问题，而是始终关注合适和恰当的问题。事既可以是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或被文书记载下来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是在论理中被构造出来的场景和对话，更可以是在具体描述中以文字和语句塑造的视觉等感官体验，它意味着在经验现场多层次的情势和理解背景下，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投身和参与。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
通过这一实践，我们会依据（自身的领会）来不断预期未来的进程及其结果。其二则是在哲学史写作过程中，选取和择述思想传统中具体内容的标准——即哲学史作者眼中的哲学性规范——可能是过于单一和僵硬的。
缓解这一张力的，正是中国哲学界沿着哲学史的规范不断强化的文本分析技术。因此我们需要在历史（histor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作出严格区分。中国的经史传统从被预设的历史意义和恒久之道出发建立解读经典的规范并始终朝向具体的当下经验。作为一个融摄性的语词，它在文化叙述中是为所有矛盾与变化提供贯通性的奠基。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经典在漫长的阐释历史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成说或不刊之论，然而，这些成说仍然受到在置身状态下参与理的显现的、经典文本阅读者基于自身经验和理解的检验和批判。恰恰相反，我们提出的重返经验的方法倡议是植根于传统中国思想方法的，重访经典以反思具体经验，同时以具体经验激生经典的活力，这一方法在传统中国被思想家们反复且熟练地使用着。从过往与当下的经验出发，通过对经验的结构性描述指向理解和行动。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都试图建立中国哲学的规范性体系，无论是子学进路的择而述出，还是问题式的纲举目张，都是在文化传统的历史性与学科建构的规范性之间作出了选择。
其二，从经典性出发理解经典文献中的事何以超出了具体的情境和时代成为揭示跨越时空的根本之道的载体。与此同时，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是要提示中国哲学可以接续经典时代和传统思想中以经验为本的方法和立场，以期补正或拓展哲学史确立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进而获得能够直接面对经验——经典世界或当下生活——的哲学视角。
哲学实践的中国语境也是对经验的结构性刻画和对经验秩序的抽象性描述，以具体的经验为哲学思考的基础，而以哲学方法达致对具体经验的理解的同时，也超越了经验的具体性和场景的当下性，进而指导不同具体情境下的行动。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视角为经史传统辩护，也不是要以此否定哲学史方法，而是尝试说明哲学史的进路在何种意义上以哲学的规范性取代经史传统的历史性预设。
进而言之，来自西方哲学的形式化标准和概念性框架成为中国思想的哲学性自我审查的尺度，审查基础上的重述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思想的整体性转化为具体概念的运用和特定问题的解答，使得哲学的规范性优先于思想的经验基础和历史语境。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将某些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当作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意义根基，人们才会认为当下的经验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恒久的意义押韵共振。质言之，不同时代的具体经验总是在激发那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回向作为历史的经典，展开面向当下经验又指向隽永精神主题的思考。此外，对于哲学实践者而言，对经验世界的处理显然不是全面的描述和表达，因为具体经验是无限丰富的，且不可能得到无遗漏的描述。由此，历史叙述就是在过往的时间中发生并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件的线性排布，对历史的解释则是以因果关联为基本结构的事件描述——历史中的事件并不构成独立的意义和精神价值，也不存在一个有整体意义和价值或内在机制的历史过程，正如物理世界中对象的变化和生灭一样。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哲学史可能在以下三个层次上脱离了经史传统塑造的历史性：其一，哲学史将经典视为思想文本，进而解读文意并提取论证过程，其目标是精确的文意描述和精致的论说结构分析，其后果是文字意涵的收敛性定义或类型学分梳，从而终结了经典与当下经验结合的可能性和阐释的开放性。
中国思想的哲学性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石，而非被反复论证的目标。我们需要从不同的维度理解当代中国的经验世界。
反而言之，即事言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可能提示中国哲学重返经验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不仅是当下精神生活与哲学思考的需要，更是捍卫持续传承的思想传统的要求。事与理在这个意义上是合于道的，不同类型的思想文本都是在事与理的不同组合方式基础上对道的显现和表述。
摘 要：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由此，从哲学方法出发，中国性并不是一种例外主义的特殊性，而是体现哲学活动一般特征和价值的独特形态。
用经典中具体场景中的人与事来带入理解者自身的感受，从而在置身状态下体悟理。在经典中被记载的事件，以及其中所涉的人的行动和言论，都指摄着超越具体场景的秩序与价值。哲学反思总是在关注变化过程，而非僵化的事物结构。因此，哲学反思的结果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从分析出发的结构性。
以述为作，对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制作。这就需要造事与兴感这两种叙说策略。
从技术、器物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形态上看，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是高度现代化的。面对以文和言为载体的述，思想家展开了面向道的理解和阐释。
正如赵汀阳强调的，一旦解释学或经学被作为普遍方法而垄断了知识生产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转为内向性，把自身重复误认为自我确证，文化就失去生长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闭症……经典是思想的榜样，却不是思想的界限。其二，经典中的文本内容从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场景和具体经验转变为某些核心概念、范畴演进的载体，思想实践和精神生活就转变为对概念、范畴及问题的接续性的理论分析和争辩，而不是朝向恒久价值与意义的探究。
以规范性的方式刻画经验的结构，以述为作，用经典世界中的精神经验呼应和理解当下的经验世界，从而展现独特哲学方法的中国性特征。显然，一种文明之所以可以长存，是因为它已经建立并且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生活秩序与日常世界的普遍阐释和叙事。由此，当代的问题可以通过激活经典指向未来的行动。当科学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时，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而且以后也必然是以这个预先给定的世界（科学的实践以及所有其他生活的实践都保持在其中）为基础，依据于这个世界而存在。
与此同时，无论是来自西方还是源自中国传统的哲学史书写似乎都没有突出作为精神史的历史的历史性，与此相对，文本与思想家都被当作客观史处理的时候，作为哲学史研究起点的文本也成了哲学思考的边界和限制。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进入专题： 哲学史 历史性 即事言理 经验世界 。
与上述两个预设相对，中国哲学史书写背后的、舶来自西方的哲学性标准使得大量中国思想文本中作为独特论理方法的场景和经验被忽视了，转译自西方哲学的概念与范畴框架被虚悬在具体而鲜活的历史经验之上，让对经典世界的探究变成了对文本的解读。中国思想所运用的说理方式并不是概念化的抽象操作，也不是用概念和范畴的工具对经验进行定义和归类。
这种重要性绝不能被理解为与其他文化和哲学传统之间不可通约的特殊性，我们在理解中国性时不能混淆视角与方法。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经典与经验之间的联结也不能是完全个体性和随意的，否则无法保障精神生活在代际之间的连续性，进而威胁到对文明的整体阐释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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